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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各种特权 自从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强权侵略 
中国以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比、荷、西、葡等帝国主义 
和殖民国家，先后侵入中国，强迫中国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 
从旧中国取得割地、赔款，并划取租借地，强辟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设立 
租界。从而在中国领土内建立起许多为他们直接统治的势力范围。他们还从 
旧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沿海航行权和内河航行权，在一些地方驻军权，在 
中国开办银行、设立工厂、经营商业和到中国内地旅行以及传教之权。他们 
利用给旧中国政府贷款所附带之条件，控制了中国海关，撤除了关税制度对 
外国商品进口之控制和对中国商品之保护。他们以直接控制的地区为基地， 
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凭借已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利用赔款和对中 
国廉价劳动力大量剥削所造成之强大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兴办金融、工商、 
对外贸易、交通运输等企业和文教、卫生、宗教等事业，操纵中国的国计民 
生，影响中国的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中国整个地成了他们的投资场所、商 
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并陷于难以摆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 
态。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随之发生，日本 
意图把中国变为日本一国的殖民地，并在军事上占领了一大片中国领土。这 
时候一方面，在日本占领区，那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 
人民的血腥屠杀和对中国资源的直接掠夺，另一方面，美英等国家，在中国 
的利益实际上已经受到日本的排挤。他们由于在世界战争中正同法西斯德 
国、日本进行着殊死的争斗，出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先后宣布取消了在中 
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1943年1月，中美和中英之间，分别发表了关 
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和换文，关于取消英国在华 
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件及换文。这在当时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因为美英 
宣布取消的治外法权和一些特权，其所依托的使馆区和一些租界都在日本占 
领之下。虽然，从表面上这样的宣布总似乎构成了中国人收回利权的一个法 
律依据；可是，从中美换文看，其中预先规定了，在战争结束后“至迟六个 
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这就为美国侵 
略势力卷土重来留了后路。事后证明，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用贷款和军事 
装备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并借此与之签订了一些合同，取得了在中国领 
空、领海、铁路投资和司法等方面的一些特权。至1946年11月美蒋签订了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人享有在中国境内居住、旅行、经商、开 
厂、购地置产，以及从事各种文教、宗教、慈善事业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 
国境内在税收和销售等方面享受同中国商品一样的待遇；并可以在通商的名 
义以及任何制造的借口下使中国领土和领水向美国人完全开放。其后，还签 
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文化协定”等一系列协定，并进行了承 
认美国有权在中国驻军的“换文”，使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得以更加扩大。总 
之，在短短三年内，美国几乎把原来宣布取消的特权全部恢复，且有过之而 
无不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 
控制权和某些地方的军事特权已因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的到达而被扫除。旧中 
国近百年对外屈辱的历史，不少内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和 
回顾之中；但是也有一些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除了特权势力还有待 
彻底打扫干净之外，主要就是帝国主义举办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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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去妥善地处理和收拾。 
    根据共同纲领总纲的规定，新中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 
切特权”，必须“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新中 
国要为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而斗争，这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未了任务所必需的，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迈开自己的 
步伐所必需的。 
    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权的彻底肃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特权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在全国范围 
内，分别先后缓急，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权。 
     中国人民一概不承认外国驻旧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 
凡是没有建交的国家的外交机构在中国进行活动，都是非法的。一些国家在 
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人 
员，中国政府对此种要求明确表示，在两国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外交 
使节前，对于尚留在中国的前外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作为外国侨民对待。外 
国侨民须服从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对于守法的外国侨民给予保护。 
     1950年1月6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收回北京市内外国兵营地 
产，并征用各该地面上的兵营及其他建筑。1月7日，军管会向前美、法、 
荷领事发出命令，着其派定专人负责按期交回兵营 （荷占用前德国兵营）不 
得延误。美、法、荷前领事曾举出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订之不平等条约进行 
拖延抗拒，由于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态度，法、荷前领 
事按期于1950年1月14日交回兵营地产及其地面建筑。美国则在同年1月 
14日由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白德华发表谈话，竟说中国人民“违反了1901 
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不 
顾事实地说：北京市军管会要收回和征用的是美国“领事馆的办公地址及产 
业”；并威胁说什么美国政府因此要“撤退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虽然如此， 
美国前领事于1950年1月16日仍不得不将原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交还中国政 
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各重要港埠后，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军事管制 
委员会接管城市不久，颁布了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废除了帝国主 
义在中国的航务特权。暂行办法规定：外轮出入须经批准和查验，取缔外国 
人担任引水员侵犯中国领水的特权；外轮抵港后，不得使用船舶电台发报， 
外轮停泊及移泊地点，必须事先呈请批准，并不得任意移动等等。1950年7 
月26日，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务管理的指示，其中规定建 
立中国的统一航务及港务管理机构，现属港埠码头仓库，依人民政府颁布之 
统一管理章则、法令，予以统一管理。各地人民政府在整顿和发展航运的过 
程中，规定外轮不准驶入中国内河，并且限制和逐步接管外国在中国的轮船 
公司。丧失了一百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至此全部恢复。 
     1949年10月25日，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又通过了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 
下，国家海关工作与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上所进行的监督与某种管制，在恢复 
与发展我国人民经济中，应起重要作用。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 
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1951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它规定新中国海关的基本任务， 
首先是关于对外贸易的监督；其次是根据国家关税政策和海关进出口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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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进出口关税的征收；第三是和走私作斗争。 
     1951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新海关税则。有史以来真正独 
立自主的海关及其税则从而建立起来。 
     有计划有步骤地肃清帝国主义的经济特 权中国政府对于帝国主义 
投资开办的企业及房地产，采取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肃清的方针。在 
处理这些企业时根据不同国籍、系统、行业、所在地区等具体情况予以区别 
对待，根据中国人民利益的需要和条件的可能，分别先后处理。这在当时的 
处境下是合乎逻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德、意法西斯在中国的财产大部分变为中 
国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官僚资本被中国人民政府没 
收成为国家财产。但国民党政府对前敌国财产“处理”不彻底，有不少财产 
被隐匿，所以，中国政府对这类财产作了进一步处理。对于美、英、法、荷 
等国的企业的投资、经营，一概未予法律承认，而是着手对它们进行详细的 
调查研究，以完成对其处理的准备工作，这些企业凡发现有违反法令、进行 
投机倒把、隐匿中国官僚资本等非法行为者则给以法律制裁。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及其追随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 
这种形势的出现，促使中国尽快地清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在中国的经济 
势力。 
     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 
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中国严重抗议 
美国劫夺中国人民财产。12月18日，中国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 
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 
     自政务院发布上述命令以后，各地人民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分别清 
查和管制美国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并冻结其公私存款。上海市于1950年12月 
30日对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等115家美国大小企业实行军事 
管制。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南昌、福州、长沙和汕头等 
地人民政府和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对这些城市的美国企业及其在邻近的附属机 
构实行军事管制，并冻结各银行中的美国公私存款。1951年7月11日上海 
军事管制委员会征用了美国企业美孚、德士古和中美三家石油公司的部分财 
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 
     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政府参加侵朝战争，并推行敌视中国 
人民的政策。1951年4月7日。香港英国政府非法“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永灏油轮，移交给英国海军为美国侵朝战争服务。4月18日，中国外交部 
副部长章汉夫就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月30日，中国政务院下令征 
用英国在中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总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办事处及 
推销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0年，英国非法扣押中国在香港的两航公司全部财产后，继续玩弄所 
谓司法程序，于1952年7月28日，将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飞机40架及其 
他资财“判给”一美国公司。当日午夜，香港政府出动大批武装警察突袭存 
放着中国飞机和物资的香港启德机场以及庇利船厂和新亚药厂等两个仓库和 
地区，殴打、逮捕和拘禁了保护该项资产的中国员工，劫夺了两航空公司的 
全部留港资财。英国政府这一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激起中国人民的莫大愤 
怒。1952年8月2日，章汉夫再次对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其后，英国继 
续非法处理和劫夺在香港的中国国家资财。中国除正式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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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外，还抓住时机处理了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 
     1953年11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收归公 
营，并代管其全部财产。 
     至1953年，凡西方大国所开办的足以危害中国国计民生的企业均得到了 
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中，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先处理美国企业，然后其 
他国家企业。一般说，对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企业，甚至也包括英国 
的部分企业，中国政府认为只要他们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可以 
暂时留在中国。后来在中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外 
国企业陆续地自愿歇业。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外国企业如自愿结束业务， 
不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可向各地人民政府申请解决。在这几年里，外国资 
本在中国开办的重要工业，主要是煤矿、造船、机器、内河航运设备等重工 
业和城市交通、电力、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以及纸烟、肥皂等轻工业， 
绝大部分均收归中国人民自己经营。外国资本经营的贸易、保险、金融、运 
输等行业则陆续自动结束业务。 
     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房地产，其产权不明、契约不全的都由各地人民 
政府予以代管。对于帝国主义非法占据的农地、租界地产、兵营地产、广场 
地产等则命令收回。外国教会占据的中国房地产，一部分由各地人民政府收 
归国有，一部分由中国的教会团体经营。外国政府所占房屋，除英占部分后 
来处理之外，全部予以收回。1953年起停止外国侨民经营房屋租赁业。 
     肃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思想影响 北平解放后，1949年2月27 
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令，禁止所有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在北 
平活动；所有外侨不得在北平主办报纸和杂志；禁止美国在北平的新闻处发 
布新闻稿。1949年7月1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制定“国际电讯检查 
暂行办法”，规定凡经由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 
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检查，其内容不得直接或间接涉及解放区有关军事的一 
切情况。同年7月，上海、北平、南京和汉口四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停 
止在各该地的美国新闻处的一切活动，包括发布新闻、出版、电影、图书馆、 
图片展览会和音乐会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停止了上海英国新闻处 
的一切活动。同年9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停止在上海的外国通讯社的 
活动。同年10月，停止同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 
电台在上海的记者的活动。在短短的日子里，中国完成了对帝国主义驻在中 
国的新闻机关的取缔。 
     中国解放之初，人民政府要求接受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津贴的文化教 
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恪守法令，容许它们暂时接受外国津贴。朝鲜战争爆 
发后，中国基督教徒中展开了广泛的爱国反帝运动。1950年9月23日，中 
国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努力途径》的宣言， 
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的革新运动的方针。宣言获得绝大多数中国基督教领袖和广大教徒的签名拥 
护。天主教方面，自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爱国教徒发表《天主教自立革 
新运动宣言》后，得到各地天主教徒的纷纷响应，形成一个天主教的自立革 
新爱国运动。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 
人民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11月28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了诬蔑中国人 
民的荒谬演说。他把一百多年来美国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包括利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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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团体和慈善事业所进行的散布奴化教育毒素等侵略活动，都说成是“中 
  美之间的友谊”，他侮辱中国人民必须仰赖美国的“救济”为生。这些都是 
  不值一驳的。 
       1950年12月29日，中国政务院发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 
                           ① 
  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并且通过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 
  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根据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 
  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1年1月，中国教育部召开了处理外国津贴 
  的高等学校会议，决定由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接办，华 
  北、中南、西南等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的会 
  议。决定这些中等学校由各地人民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民团体经办。1951 
  年4月，政务院关于处理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的委员会召集了专门会议，规 
  定出具体的处理方法。同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了处理美国 
  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决定根据政务院1950年12月29日的方针，鼓励基 
  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并具体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 
  之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 
       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以空前的速度，把一百余 
  年来帝国主义建立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全部彻底肃清。在这 
  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有效地清除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而在一些 
  人头脑里存在的崇拜外国，甚至恐惧外国的思想。至朝鲜战争期间，由于对 
  美国的同仇敌忾，中国人民有效地清除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独立自主 
  的精神得到焕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大地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空前高涨。 
       四、支持国际上反帝反殖、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 
       共同纲领宣告：新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第11条、54条）。新中国一建立，即在自己的活动中贯彻了这一精神。 
       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人民的中国的出 
  现，对世界、特别是对东南亚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精神上的鼓励是十分巨大 
  的。东南亚地区的有些国家，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爆发了在共产党人领导 
  下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日武装斗争。当新中国成立时，有的国家的被压迫人民 
  仍在进行着反对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这些斗争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反 
  殖斗争都将从中国人民得到政治的声援和条件许可下的物质的支持。 
       中国通过党报发表社论、消息，有时或者发表党中央声明，支持日本人 
  民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政、分裂朝鲜， 
  支持东南亚各国人民反对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支持亚洲其他地方和非洲地 
  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新中国的成立和1949年末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全 
  部解放，使得与中国接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 
  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不再是帝国主义有可能利用来对他们进行军事威胁 
  和进攻的基地，而是相反，成了提供友好支持的地方。特别是对越南，1950 
  年初起中国人民就给了越南人民以政治上军事上直接的援助。 
       40年代末，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尚处于十分困难的形势。1950年初，越 
  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请求援助。中国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的援 
① 见郭沫若副总理的有关报告，载于1950 年12 月29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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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并不计对中法建交可能的影响，立即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同时，中 
  共中央派了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几个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帮助组织了边界战 
  役等一系列战役，粉碎了法军自高平至谅山一线的全部防御体系。从此越南 
  人民在北部有一个同中国相邻的稳定的根据地，并有可能从中国得到更大量 
  的援助。中国成了越南抗法战争时期唯一给予越南援助的国家。① 
       此外，在有关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介绍中国的革命经验，也是对各国人 
  民的一种支持。 
       几个国际会议在中国的召开 新中国成立不久，两个区域性国际会议 
  亚澳工会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接连在中国北京举行。 
       1945年，世界工联大会曾决定要召开一次亚洲国际职工会议。随着中国 
  革命的胜利、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亚澳工人运动的增长，世界工联 
  改为召开一次亚澳工会会议，并把会议地点选定在中国。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听取亚澳各国工会工作报告，研讨亚澳各国工人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的情 
  况，研究成立亚澳各国工会联系的常设组织以及如何领导亚澳工人运动。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2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 
  参加亚澳工会代表会议的有：中国、苏联、蒙古、朝鲜 （南部和北部）、印 
  度、越南、泰国、印尼、锡兰、菲律宾、马来亚、伊朗等国工会代表117人。 
  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拉丁美洲的一些来宾。由于美日当局的阻挠，日本工会 
  的代表未能参加会议。中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上致开幕词。他 
  在开幕词中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其他亚澳国家的工会代表在报告和发言 
  中，一致要求亚澳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奴役。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一些亚洲工会代表，介绍了本国人民在被 
  压迫状况下的政治处境和生活苦难，以及英勇的反帝斗争情况。会议作出了 
  一些有关决议。代表和来宾在报告或发言中普遍指出，对会议在革命胜利了 
  的新中国召开感到很大鼓舞。 
       紧接亚澳工会会议之后，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因未能在印度举行，1949年 
  12月10日至16日改在北京召开。会议有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共14国的妇 
  女代表和日本在华侨民等 165人，以及来自其他洲的国家和地区的来宾 33 
  人参加。 
       在这个标志着亚洲各国民主妇女空前大团结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代 
  表们报告和讨论了亚洲妇女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及保护 
  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蔡畅在开幕词中指出：“妇 
  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胜利开展，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才能胜 
  利开展。”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在会上作了关于《亚洲妇女为 
  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报告。会议也作出了一些有关决 
  议。 
       两个国际会议对亚洲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及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 
  动作出了贡献。两个会议在中国的召开，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 
  响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