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年期间,我国出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运动。这种“大跃
进”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大
跃进”运动是从党内批判“反冒进”开始的,也是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
果。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要求过急,步
子过快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发现并纠正这种片面追求“多”、
“快”而忽视“好”、“省”的倾向,压缩了许多不可能完成的、过高的指
标,并对这种冒进倾向进行了批评。这就是后来称之谓的“反冒进”。应该
说“反冒进”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毛泽东却对这种
正确的“反冒进”,进行了多次严厉的批判,“大跃进”运动就是在批判“反
冒进”的基础上出现的。
早在1956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计划经济
平衡问题时就说,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要促进,
不要促退。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这是
对“反冒进”所进行的间接批评。所谓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实际上为
后来的“大跃进”破坏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又批评
“反冒进”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并提出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的口号。同年11
月,毛泽东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
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
进。”这是报刊上最早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会议讨论了领导生
产建设的方法、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又对“反冒进”进行
了批评。在南宁会议上他对“反冒进”进行的批评更加严厉。从这次会议后,
经济工作上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思想更加发展了,从而为“大跃进”的
发动准备了条件。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六十条”中
要求生产计划要制定应该有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
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第一本就是中央
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帐,在地方是期成的。这种三本帐
的思想,是造成以后大跃进中,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苦战3年,使大
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今后5—8年内,普遍地实现原定1967年完成的
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等。
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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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建国”的社论。社论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大跃进”
的口号:“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
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并且说,中国正在经历
着“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
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会议还号召“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
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坚持正确立场、不赞同或不积极执行“左”的错误意
见的同志为“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
极因素。他还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大跃进”
起了极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会议后,“大跃进”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展
开。